思考的隐喻:计算机时代的艺术与设计

约现代艺术博物馆(MOMA)在11月份开启了一场展览,名为“思考机器:1959-1989,计算机时代的艺术与设计”(Thinking Machines: Art and Design in the Computer Age, 1959-1989)。“Thinking”应有双重语境,一重以机器作为自身——会思考的机器,一重也将人作为自身——重新思考机器。这个展览在人工智能热和虚拟现实热的今天,具有重要的反思意义,像是反馈回路的重要一环,透过这场展览所展现出来的历史逻辑,我们会幡然醒悟我们对于“计算机”的误读。今天,我们还沉浸在信息技术转化成巨大市场生产力的余泽中,而在上世纪的60-90年代,在计算机和互联网诞生的时刻,艺术与设计的先驱们,则借助于计算机技术,思考和实践的却已是今天我们仍未到达的彼岸。艺术在变革性的技术出现时有着崭新的生产力,这种生产书写新的历史。


 Beryl Korot的作品《文本和评论》,1976-77,五通道视频

1961年,劳申伯格(Rauschenberg)有一件作品是为约翰·凯奇(John Cage)而作,他说,他们自初就是哲学上和精神上最亲密的伙伴。名为Trophy IV(for John Cage)(1961)的作品,是其1959至1962年间创作的Trophies系列中的其中之一,这个系列是为感谢对他的艺术创作催生思考的那些最重要的人而作。劳申伯格在当下艺术史书写中是“现成品”艺术的重要人物,在这里无意去重新书写历史,也并不对劳申伯格的作品有所偏好,他激发这次思想旅程的恰恰是他创作Trophies系列时的动机——这一“情境”本身,让我们对“现代艺术”之后的当代艺术史有了新的思考。

在这次展览中,“思考”一词具有启示意义。“思考”这一行为本身包含一种“互动”,主客体的界线被打破,人们在一情境中,整个情境也变得有知觉,人与他者(它者)的关系不再是二分的,变得可以交流。这不正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世界认识的转变?计算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,正是电子信息通讯技术在这一转变中的积极实践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万维网、互联网的出现和应用,人与人的交流跨域空间在人与计算机之间传递,在今天,我们会发觉自身在这一交流过程中被机器物化了,却忽略了计算机这一特殊机器在其降临时便被赋予的主体意识。按照主客体论,人别于世间其他,在于思考——这一主体意识。而计算机这一“机器”,被人们赋予的最初设想,正是像人类一样具备思考能力。

Beryl Korot的作品《文本和评论》的展览现场

上世纪六十年代,那个时代已经可以预见身后半个世纪。在1968年,MOMA曾经策划一场名为“机械时代终结时的机器”(The Machine as Seen at the End of the Mechanical Age)的展览,从达芬奇机械时代开始到电子计算机初生时代,“机器”在二十世纪晚期性质发生了转变,过去几个世纪,“机器”或者说物理运动的机器,一直是人类肌肉的延伸,或是人类的其他有机特征的延伸,但是在机械时代终结时,“机器”被设计成模仿或模拟人脑的认知功能,计算机——电子运动的机器,开始代替物理运动的机械机器,对人类发挥重大作用。展览思考了这一变革所带来的结果:“人与机器的区别是什么?机器是像人类一样,还是反过来人像机器一样?”当然,在诺伯特·维纳(Norbert Wiener)发表《控制论》的时候,他的本意是致力于将计算机看作和人一样的位置,一视同仁将其当作自主、自律的个体,而并不是像之后我们大多数时候所领悟的那样——将人视为“机器”。

Vera Molnár的作品《保罗·克莱(Paul Klee)(搜索保罗·克莱)》,1971.

荷尔德林说,身处本源近旁的存在者最终很难离开并放弃它原来的居所。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,艺术变得多元,在物与非物之间徘徊,作为本体论的艺术好像已经抽离了本源。人们面对新的技术,身处技术其中,却又忽略了技术。研究者们前瞻性的可以预见未来的时代,艺术又将重返本源,因为虚拟现实技术会更为日常。计算机技术诞生之时到今天的信息时代,对于今天的速度感来说,这期间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累积,当剥离当下形形色色的艺术回首再看时,那些计算机艺术先驱们,或者说那些“会思考的”机器们,给信息时代提供了一个本源之居。

1959-1989,这一时段正是机械时代向计算机时代迈进的初始阶段,九十年代之后,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。从开始的“机械复制时代”,中间跨过“模拟技术时代”,再到“数字复制时代”,道格拉斯·戴维斯(Douglas Davis)说,我们是在观、听、读、重复、修改的那一创造性时刻创造艺术。或许可以说,我们在彼此沉浸中生产艺术,现成品艺术、偶发艺术、观念艺术或是装置艺术都可以归为新技术所产生互动理念。因为计算机网络的发展, “数据”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。


Stan VanDerBeek的作品《Poemfield No. 1》,1967年,16毫米电影(彩色,默片,4分45秒

查尔斯·苏黎(Charles Csuri)认为,数据可以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,通过“可视”的方式变现出。传统意义上,我们用画笔、颜料,通过大脑、眼睛和手来整编信息,在画纸或画布上呈现视觉图像世界,衍生出艺术品;机械时代,我们可以用机器设备,用胶片和其他媒介体摄入信息,输出更具真实感的图像世界,衍生出新的艺术品;计算机数字时代,我们开始用新的设备——计算机,用数学语言进入计算系统,通过屏幕输出一个崭新的图像世界,衍生出计算机时代的艺术品。一直以来,我们忽视了“思考”的主体究竟是怎样的运行系统。从杜尚的现成品艺术开始,艺术的世界不是说出现了哪些形式或风格,那些先锋的艺术家是告诉我们,人的创作位置被重新认知了,艺术家与观者、艺术家与创作对象、观者与创作对象,他们是一个交流的共同体,就像约翰·凯奇的《4’33”》所隐喻的,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。不必等到全息时代到来的时候,才重新思考我们与它们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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